1. 中国航运发展史

明清时期海外贸易变化很多:

1492年，明弘治五年，皇帝为中国明朝第九个皇帝明孝宗朱佑樘，弘治年间，明朝政治清明，经济持续发展，史称弘治中兴。

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

明代，自开国之初，就开始严格限制海外贸易，严格海禁，“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洪武二七年正月甲寅）”大运河开通后，并废海运漕粮。虽然设了广州，宁波，泉州等市舶司，但实行的是朝贡贸易。对外方来使发给凭证，限两三年以至更长时间来华一次，须在港口堪合凭证，所有商货运京师开市。永乐以后，仍是以禁为主，即使是郑和七下西洋，也没有扩张外贸的意思。到隆庆初（1567），始“除贩夷之律”，而仍有不少限制。所幸这些政策实际上没有禁绝私人的海上贸易，当然，这种政策下，外贸要健康发展是不可能的。

明代的外贸中心是福建，外贸对象则主要是南洋，次为日本。明廷禁通日本又甚于南洋。福建的关税收入，万历初年只有两万两，崇祯最高时也不过五六万两，而南宋绍兴十年（1140）广州市舶司的税收达110万贯。海禁之害，于此可见。（数据来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至于贸易量，只有粗略的估计，据（美）魏斐德著《洪业：清朝开国史 》估计， 中国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 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据史志宏《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形成的原因及历史后果》一文估计，从隆庆五年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仅通过中国-吕宋一墨西哥这条太平洋“大帆船贸易”路线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就不下6000万比索，折合成库平银当在4000万两以上。

海外贸易的结果是大量白银从美洲，从日本，以及欧洲流入中国。学者李隆生根据众多学者对于明季从日本和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数量的不同估计，取了一个平均值。最后得到估计如下：“若取各家平均，则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亿7000万两，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为1亿2500万两，合计2亿9500万两。所以，整个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3亿两。” 《晚明社会变迁》一书中说“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把吨换算成两，这就相当于3亿3653万多两白银流入中国，如果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仍旧按照1亿7000万两计算，则明季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当在五亿两以上。

当流水一样滚滚而来的白银流人中国后，运出去的却是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等。也就是说，明朝的海外贸易，卖出去的是各种产品货物，买进来的货物寥寥，得到的只是白银等贵金属。可以说，这几乎是一种单方面的货物贸易。所以才有如此之多的白银流入。面对中国，西班牙乃至于日本，拿不出来什么有竞争力或者为中国所需的产品或者货物，有的只有白银，只有拿白银这种硬通货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中国产品和货物。

清代最初严厉禁海，平定三藩之乱收回台湾之后，于1684年开海禁，指定澳门，漳州，宁波（后移定海），江南云台山四处为外贸口岸。期间，于1717——1727年禁止对南洋的贸易。到1757年，又改为广州一口通商，封闭其他三个口岸。清随明制，也是限制对外贸易，主要有这么几项：限制通使；歧视出海华商；限制商船规模；限制出口商品；严管来华外商。只是在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势头下，非但外国人来华贸易无法完全禁止，中国的海商也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南洋一带开拓了事业，要禁止他们出海是不可能的。清朝的限制，主要原因有二：一，防止反清势力与外人勾结；二，认为出口原来国内流通的商品，会使国内匮乏，动摇国内市场。但又认为进口品对国内供应干扰不大，所以对进口无所限制。

据史志宏《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一文说： “康熙开海之初，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很大发展，到东洋、南洋贸贩的船只及人数都日益增多。如到东洋日本的中国商船，据长崎交易所的记录统计，1684年为26艘，此后5年间直线上升，1688年达到194艘，增加6倍半。1689年日本颁布“亨贞令”对中国赴日商船加以种种限制以后，赴日船只有所减少，但仍较明末为多。亨贞令以后的赴日中国商船数，据统计，1689—1711年的23年间，总计1791艘，年均约78艘。明末赴日中国商船数，1634—1644年间，年均57艘。到南洋各地的中国商船更多。据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皇帝说，“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注：《清圣祖实录》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虽然不是确数，但可见其多。”

据铁血网友精灵小田的贴文《论清代并没有“闭关锁国”—由清前期海外贸易谈起》说：

“雍正七年到乾隆二十一年(1729—1756年)四海关贸易的商品流通量，除了江海关因只有两年的数字，表现下降外，其他三海关贸易总值均呈增长趋势。以隆乾二十一年(1756)各海关的贸易总值而言，粤海关比雍正七年(1729)增长44％；闽海关比乾隆五年(1740)增长29％；浙海关比乾隆元年(1736)增长22％。这大体上可以反映这一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趋势。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粤海关在80年间贸易总额是不断增长的．总值估计为42亿2716万8950两，比乾隆二十二年以前四海关贸易的总值4亿0821万5787两，增长10倍以上。如果把厦门、宁波等港口的贸易额也统计在内，增长还要多。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实行开海设关、严格管理海外贸易的政策之后，虽有10年的“南洋海禁”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销闽、浙、江三海关贸易的阻碍和影响，但中国的海外贸易并未因此停顿或萎缩，而是以不可抗拒的势头向前发展，其规模和贸易总值远远超越前代，达到了新的高度。乾隆十年(1745)四港贸易总值达到3657万1777两，比明代的最高年份增加35．5倍。就以粤海关一处的贸易而言，雍正七年(1729)的贸易值为1110万5800两，比明代的最高年份也增长10。1倍。”

明清两代数字的比较与分析

我们在这里无从得知明清两代的海外贸易的具体的统计数字，如果《洪业：清朝开国史》和《晚明社会变迁》一书的估算准确的话，明代每年流入的白银将大大多于清代的水平。这里，二者都认为，明季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当在五亿两左右。而后文中，1770——183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共合5亿元左右，我们都知道，银元折合库平银约七钱二分，5亿元折合银两约3.6亿两（1斤=16两，1两=10钱，1钱=10分），那这个5亿元就远远的不及明代的5亿两了。但这只是流入中国的银子数量的比较，换言之，只是出超数字的比较，还不是贸易量的比较。

如前文所言，明代的巨量白银流入，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贸易方式所决定的。白银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货物”被中国的商船从日本或者马尼拉用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等货物交换回来，或者是西方的商船运进这种“通货”用以交换中国的商品。在这种情形之下，流入的白银量之大，就不难理解。而在清代，海外贸易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海外的产品的需求也有所增大，基本上改变了明代以来的单方面货物贸易的情形。由于西方大国关系的转变和殖民地的扩张和发展，也由于英国资本主义工场生产的发达和工业革命的促进，清代尤其是中后期，外贸对象由西葡荷转为了英美，英国的工业品陆续来华，虽然量不大，主要是一些毛织品和金属品。

明清两代在中国的海外贸易中，之所以一直不能掌握主动权，其主要原因就是朝廷的限制措施。而这个限制的思维则直接导致中国海军的沦落。就是在中国海军最骄傲的时代的郑和船队，也没有保护和发展民间海外贸易的使命。反之，他的使命中，倒是有劝谕华人回归的一项。当然，郑和的航海活动，客观上促进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兴盛。

郑和之后中国在海上的唯一强大时期就是以郑芝龙为首的海商集团强大的时期，证明发展海权一定要结合发展海上贸易，象郑和船队一样单纯的宣国威于海上必然不能持久。明清两代的海上衰弱，主要原因还是没有认识到海上贸易对国家的重要性。没有保护和开拓海上贸易的认识和需求，自然没有发展海上武力的动力。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统治者认为当时简陋的海防已经足够，就不足为奇了。

清代一直视出海的国人为防范的对象，视其为“不安本分之人”，规定“出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若逾期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这样就是出洋的商民和寓居海外的商民失去了本国政府的保护。在明清时代，东南亚屡次发生屠杀华人华侨事件，明廷清廷都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还认为他们是“自弃于化外”的“本应正法之人”，说他们“孽由自取”，对他们持遗弃态度。这样的观点和政策，自然视发展海军为无用，而西方殖民实力在东南亚的加强，使清代再没有发展出象郑芝龙那样的民间海上势力。

这样的朝廷的水师，当西方在东方海面终于积聚起足以挑战这个东方大国的海上实力之时，只靠着“狗血”迎敌的帝国船队只有束手待毙，而我们强大了千年的中华上国，终于第一次遇到了他不可能战胜的力量。

明代在隆庆年间，深悉地方民情的海澄县令罗青霄，目睹民间从事海外贸易的实况，吁请开海禁，福建巡抚涂泽民上奏朝廷获得批准，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开港，“准贩东西二洋”，唯前往日本经商仍在禁止之列。然而开放民间海禁的好景并不长。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中国海防吃紧，明廷即于次年下令禁海。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日本自朝鲜退兵，明廷才于次年二月复开市舶于福建(论者以为此间海禁为时仅一年，不确)，东西两洋贸易方又为合法，而对日贸易仍行禁止。万历末年，明朝海防日益废弛，海道不靖，随着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先后东来，横行海上，劫夺船货，明廷又出于海防安全考虑，第三次禁海。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福建巡按御史赵荫昌请“禁洋(舟工)下海”，令有司定议。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给事中傅元初代表福建公论上奏，请求朝廷下令福建地方讨论是否应该重行开海征税，未有结果。上述明朝海禁和开海的反复过程，从未见人叙述其详。如此算来，明廷自隆庆年间的开海禁，实际上前后不到五十年。东南沿海民间海上贸易的兴盛局面只是昙花一现，就在明廷海禁政策的控制下和欧人东来的干扰下，再次步入海外贸易的萧条境地。

因明朝官方船队80年来不再西行，而私人海商出海被严厉禁止，波斯湾－印度洋－南洋的海外贸易主动权渐被葡人掌握。

1510年，果阿落入葡人手中。

1511年，中国的重要藩国、郑和下西洋时的海外基地－马六甲失陷于葡人。从此葡人掌握了马六甲以西的海外贸易主动权，中国丧失自宋元以来的传统优势地位。

1603年，马尼拉发生大仓山惨案，华侨死难25000人。西班牙人恐中国报复，遂派专使前来解释。福建巡抚徐学聚接上谕后答复（录自菲律宾总督Don Pedro deAcuna：《China Review》 Vol7,No4 P251-253）：“屠杀华人一事，可勿视为重要，中国皇帝宽怀大度，对于屠杀华人一节，决不兴师问罪......在境华人，固多系不良之徒，亦勿容怜爱。”

1639年，马尼拉再次屠杀华侨20000人，明廷以“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弃之无所可惜”为由拒绝干涉。这与后来乾隆帝的答复异曲同工。

林仁川先生根据国外有关史料，作了估计工作。其中1641年6、7两个月，郑芝龙运往日本长崎的诸多货物中有白生丝25700斤，黄生丝15550斤，各种纺织品140760匹；1641年，销往日本长崎的各种糖5726500斤，1644年为1417550斤，1645年为3377900斤。

--------------------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三章

在魏斐德的《洪业 清朝开国史》中是这样表述的：

“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 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 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 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 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 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

2. 我国民航运输发展的历史

1953年，中国民航成立了第一个飞行大队，这是国航飞行总队的前身。当时只有83名飞行员，主要来自空军和“两航起义”人员，他们肩负着开辟国内国际航线、打破西方对我国对外航空交通封锁、助力新中国外交“走出去”的重要使命。

1965年5月24日，中国民航总局第一任飞行大队队长张瑞蔼接到命令：迅速准备伊尔18型专机，执行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坦桑尼亚的专机任务。面对没有先例可循的飞行，唯一的方法只有试航，毫无捷径。

伊尔18的飞行高度极限为9000米，但出访必须飞越昆仑山等雪山，基本高度7000多米以上，一切都要在试航中总结出最佳方案。1965年5月28日，《进出港人员日记》记下了这样的内容：出港，试飞，伊尔18，张瑞蔼、刘崇福、徐柏龄…由于时间紧迫，他们只能模仿气候、地理确定航线，试航成功了。

1965年6月3日，真正的远航即将开始，《进出港人员日记》再次记录了同样的出港机组信息，唯一不同的是航线，一个个国家的名字就是一次次的考验。

“导航台没有讯号，跑道灯也全灭了”，领航员的声音有些颤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机场突然停电，黄昏中最后一丝光线也即将隐去。张瑞蔼的血液一下子冲上了头顶，复飞？油料不足；降落？看不清跑道。“降落！”时间紧迫，容不得半点犹豫，伊尔18飞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1965年6月11日，伊尔18从非洲远航归来，这是新中国民航第一次最远的国际远航任务，历时14天，飞行44361千米。如今，新中国民航航空运输周转量位居世界第二，航线覆盖六大洲，从最初不到20条发展到今天5000多条航线，中航载着五星红旗飞向世界的每一片天空。

3. 航运发展史持续了多少年

　　连云港港：

　　连云港港位于黄海之滨,中国沿海中部的海州湾西南岸,江苏省的东北端,位于北纬34°44'，东经119°27'.港口北倚长6㎞的东西连岛天然屏障，南靠巍峨的云台山，为横贯中国东西的铁路大动脉——陇海、兰新铁路的东部终点港.与韩国、日本等国家主要港口相距在500海里的近洋扇面内，现为江苏最大海港、苏北和中西部最经济便捷的出海口、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以腹地内集装箱运输为主并承担亚欧大陆间国际集装箱水陆联运的重要中转港口，集商贸、仓储、保税、信息等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沿海商港。

　　连云港港具有悠久的航运发展史，其前身大浦港于1905年正式对外开放，现港址始建于1933年，1936年建成一期工程，建国后进行了多次改扩建，特别是1973年以来得以大规模的建设。目前主要作业港区由马腰港区(原老港区)、庙岭港区、墟沟港区等组成，已形成运输组织管理、中转换装、装卸储存、多式联运、通信信息及生产、生活服务等功能齐全的大型综合性港口。2.2港口现状2.2.1泊位现状截至2006年底，连云港港共有泊位41个，岸线总长度为7618m，其中生产性泊位35个(含2个待泊泊位)，非生产性泊位6个。在生产性泊位中(不含待泊泊位)，10万吨级泊位1个，7万吨级泊位3个，5万吨级泊位1个，3.5万吨级泊位2个，3万吨级泊位1个，2.5万吨级泊位5个，2万吨级泊位1个，1.6万吨级泊位1个，1.5万吨级泊位6个，1万吨级泊位8个，0.5万吨级及以下泊位4个。除煤炭、散粮、木材、集装箱和液体化工品等12个专业泊位外，其余20个泊位基本上为2万吨级以下的通用散、杂货泊位。生产性泊位主要分布连云港港墟沟三期59#通用泊位西侧客滚码头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于马腰港区(原老港区)、庙岭港区、墟沟港区以及灌河口港区，泊位总长度7255m，年综合通过能力4077万吨。泊位组成具有大中小配套、专用泊位与通用泊位并举的特点。墟沟三期59#通用泊位已于2006年8月建成。

　　连云港港目前拥有包括集装箱、散粮、焦炭、煤炭、矿石、氧化铝、液体化工、客滚、件杂货在内的各类码头泊位35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30个；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建立通航关系，辟有至欧洲、美洲、中东、东北亚、东南亚等集装箱和货运班轮航线40多条，并开通了至韩国仁川、平泽两条大型客箱班轮航线。

　　进入新世纪以来，连云港港以建成集装箱运输优先发展的亿吨大港、上海和青岛之间的集装箱运输干线大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组合大港、全力服务于地方和中西部地区区域发展为目标追求，坚持好中求快，科学发展，吞吐量大幅上升，集装箱运量占据江苏首位，跨入全国前10、世界百强，多次跃上中国最具竞争力10大港口排行榜；奉行“客户至上，质量第一”的服务宗旨，树立“一切为客户着想”的经营理念，以高效、优质、优惠的装卸运输竭诚服务客户，多次荣膺中国海运船港星光榜服务五星级港口。

　　目前，连云港已开工建设25万吨级矿石码头，预计年吞吐能力4500万吨。30万吨级原油码头建设也在招标中。30万吨级航道建设已获省预审。

　　以东端连云港港和西端荷兰鹿特丹港为标志，新亚欧大陆桥自太平洋西岸的中国东部港口群，向西至大西洋东岸的欧洲西部港口群，是以亚欧第二铁路大陆桥为主要纽带，绵延连接亚洲和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交通运输通道。新亚欧大陆桥全长10900km，在我国境内长约4131km，国内段由东向西途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6省区，周围相邻山东、山西、湖北、四川、青海、宁夏和内蒙等地，辐射地域近360万平方km，约占国土总面积的37％，区域内人口4亿左右，约占全国人口的30％。

　　作为名副其实的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连云港港承担了大陆桥过境集装箱运量的90％以上。

　　与此同时，连云港港口集装箱运输软硬件设施得到改善。在海洋集装箱运输线得到优化的同时，连云港港联通客户的集装箱运输公路、铁路运输线也得到大力改善。7月1日，开通了公路集装箱运输“绿色通道”，为进出口企业集装箱运输提供更为便捷的“门到门”运输服务，有效降低综合运输成本，吸引周边及中西部地区适箱货源向连云港港流动；南京海关还正式批准连云港港开展内外贸同船运输和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货物转关试点业务，极大提高了连云港港口资源使用效率和服务质量。

　　根据规划，连云港港未来将形成由海湾内的连云主体港区、南翼的徐圩和灌河港区、北翼的赣榆和前三岛港区共同组成的“一体两翼”总体格局。根据腹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综合分析影响港口吞吐量发展的各种相关因素，预测连云港港2010及2020年吞吐量将达1.2亿吨和1.9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达340万TEU和800万TEU。

　　2007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8500万吨！集装箱运量200万TEU。

　　2008年港口货物吞吐量冲刺亿吨，集装箱运量300万TEU大关。

4. 中国航运发展史手抄报

1. 广西艺术学校

2. 广西海纳电脑学校

3.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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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广西工艺美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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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航运发展历史

我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远古时候，我们的祖先从古猿进化而来，学会了制造工具，随后就在狩猎谋生活动中，开始了有目的地进行运输和信息传递的活动。最原始的运输方式是手提、头顶、肩挑、背扛；最原始的信息传递方式是呼叫、打手势。那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畜牧业和农业出现了分工，开始了产品交换，产生了局部范围内的小量运输。后来出现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产生了货币，商品交换量迅速增加，运输的范围和数量也相应地不断扩大和增加。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逐渐形成了专门从事运送旅客和货物的运输业和专门传递信息的邮电业。

　　当交通成为相对独立的专门行业之后，古代运输业、邮电业的内容和方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不断得到发展和丰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运输业从古代的人力拖拽到今天的航空运输，邮电业从古代的烽火报警到今天的卫星通信，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岁月。具体来说我国古代交通事业的发展过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末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先秦时期，我国古代交通初具规模。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我国古代交通已有所发展。根据甲骨文、金文、出土实物及古籍记载，商朝不仅有了“车马”、“步辇”和“舟船”等交通工具，而且开始建立“驲〔ri日〕传”制度，进行有组织的通信活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又修筑了许多通行战车的道路。中原各国陆路交通纵横交错，还沿途设立了“驲置”，即驿站。水路交通不仅利用长江、淮河和黄河等天然河道，而且相继开凿了胥河、邗〔han寒〕沟、菏水和鸿沟等人工运河。

　　秦汉时期，水陆交通形成全国网络。全国性交通网的形成，始于秦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车同轨”的法令，把过去杂乱的交通路线，加以整修和联结，建成遍及全国的驰道，车辆可以畅行各地。同时又设置驿道，颁布有关邮驿的法令，建立起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邮传系统。汉朝开辟了经西域通往西方的道路“丝绸之路”。汉朝在秦朝原有道路的基础上，继续扩建延伸发展了以京都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的交通网。秦汉时期水运事业有了较大发展，秦朝挖掘的灵渠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起来，汉朝则开辟了沟通世界两大帝国——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的海上航线。

　　隋唐时期，我国水陆交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隋朝时完成了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工程，这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唐朝时海上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开辟了新的海上航线，加强了东西方的交流和联系。唐朝京都长安发展为国内外交通的重要枢纽和中心，变成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唐朝在各水陆要道上，广设馆驿，每30里一驿，构成了以京都长安为中心、遍布于全国的驿路系统。条条大路通向长安。

　　宋元时期，古代交通进入鼎盛时期。宋朝将指南针应用到海船上，使航海技术大大提高。宋朝已把帆船作为海上交通的重要工具，从广州、泉州等地出航东南亚、印度洋以至波斯湾。元朝沿海航运事业最发达。元朝除继续开挖运河，使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外，又开辟了以海运为主的漕运路线，从海上最多时年运粮达360万石。元朝的幅员之大，盛于前代；驿路分布之广，也为前代所不及。在全国水陆通道上，遍设站赤(驿站)，构成了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通向全国及至境外的稠密的驿路交通网。

　　明清时期，我国古代交通日趋衰落。明代造船业的规模最大，出现了造船高峰。这一时期在交通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先后七次渡洋远航，把我国古代航海活动推向了顶峰。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以后明清两朝相继实行了海禁，航海事业从此就一蹶不振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纷纷侵入，近代交通工具火车、轮船和汽车相继兴起，铁路、航线和公路不断开辟，遂使我国以帆船为主要工具的古代水上运输业，以畜力车、人力车为主要工具的古代陆路运输业和以邮驿为主要方式的古代邮政通信业，日趋衰落并逐步废弃。

6. 中国航运发展史PPT

阶段一：诸侯分封（1996-2002）

1996年底，内贸集装箱海运迎来机遇。1997年到2002年期间，中海、中远、长航等航运切入内贸航运，1997年南青公司以散装的运价切入市场。到2000年底，中远增加内贸运力投入，进入内贸箱航运前列。

阶段二：诸子百家（2002-2010年）

2002年到2010年，内贸集装箱海运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内先后出现安盛船务、中谷新良、洋浦中良、和易海运、烟台海运、信风海运、东方海运、阳光速航、海南泛洋、大新华物流等船公司，内贸航运出现“诸子百家”局面。

阶段三：战国七雄（2011-2015年）

2011-2014年，内贸海运运力低于需求箱量，出现供不应求局面，船舶开始往大型化方向发展。到2013年底，有些船公司跟不上时代步伐而被淘汰，中海、中远、安通控股、中谷海运、信风海运、外运速航、洋浦中良成就“战国七雄”局面。

7. 中国民航运输的历史和发展

一、1929-1949：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用航空

1930年8月1日，中美合资经营的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成立

1931年2月，德国成立以中德合资经营的欧亚航空公司（简称欧亚）（1943年3月欧亚航空公司改组为中央航空公司）

二、新中国时期

1.初创时期（1949-1978）

1949年11月2日，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民用航空局，受空军指导。

1949年11月9日，“两航起义” 12架飞机飞回祖国大陆，两航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为新中国 民航事业建设中一支主要技术业务骨干力量

1958年2月27日，中国民用航空局规划交通部领导。

1962年，民航局由交通部署改为国务院直属局。

1978年，航空旅客运输量仅为231万人，运输总周转量3亿吨公里。

1959年，中国民航购买了伊尔18型飞机，标志着从使用活塞式螺旋桨飞机，开始过度到使用涡轮螺旋桨飞机。

2.稳步时期（1949-1978）

1980年军民分开。民航脱离军队建制，民航局从隶属于空军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实行企业化管理。

1980年全民航只有140架运输飞机，且载客量仅20多人或40人，载客量100以上的中大型飞机只有17架，机场只有79个。

3.重组扩张时期（1987-2002）

1987年，政企分开。对民航业进行以航空公司与机场分设为特征的体制改革，组建了6个国家骨干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西南航空公司、中国西北航空公司、中国北方航空公司），并在原有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了民航华北、华东、中南

1909年9月21日，旅美华侨冯如驾驶着自制的飞机一一冯如一号，在奥克兰市上空翱翔了八百多公尺，安全着陆，揭开了中国航空史的第一页。中国航空之父一一冯如。

中国航空之父一一冯如

一、1929-1949：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用航空

1930年8月1日，中美合资经营的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成立

1931年2月，德国成立以中德合资经营的欧亚航空公司（简称欧亚）（1943年3月欧亚航空公司改组为中央航空公司）

二、新中国时期

1.初创时期（1949-1978）

1949年11月2日，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民用航空局，受空军指导。

1949年11月9日，“两航起义” 12架飞机飞回祖国大陆，两航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为新中国 民航事业建设中一支主要技术业务骨干力量

1958年2月27日，中国民用航空局规划交通部领导。

1962年，民航局由交通部署改为国务院直属局。

1978年，航空旅客运输量仅为231万人，运输总周转量3亿吨公里。

1959年，中国民航购买了伊尔18型飞机，标志着从使用活塞式螺旋桨飞机，开始过度到使用涡轮螺旋桨飞机。

伊尔18型飞机

2.稳步时期（1949-1978）

1980年军民分开。民航脱离军队建制，民航局从隶属于空军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实行企业化管理。

1980年全民航只有140架运输飞机，且载客量仅20多人或40人，载客量100以上的中大型飞机只有17架，机场只有79个。

3.重组扩张时期（1987-2002）

1987年，政企分开。对民航业进行以航空公司与机场分设为特征的体制改革，组建了6个国家骨干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西南航空公司、中国西北航空公司、中国北方航空公司），并在原有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了民航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和东北六个地区管理局。

1993年，中国民用航空局改称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属国务院直属机构，机构规格由副部级调整为正部级。

2002年，民航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165亿吨公里、旅客运输容量8594万人、货邮运输量202万吨。

3.迅猛发展时期

2002年，民航业再次进行重组，组建六大集团公司（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与民航总局脱钩，交由中央管理；并民航监管机构实现改革，总局下属7个地区管理局（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新疆）；机场实行属地管理制（首都机场、西藏自治区内的民用机场继续由民航总局管理）。

8. 中国航运发展史简介

克拉克森海运指数

克拉克森研究自1990年开始编制发布航运指数——克拉克森海运指数（ClarkSea Index），统计航运四大主流船型散货船、油轮、集装箱船和气体运输船的收益，并按全球船队中各细分船型船舶数量加权得出。拥有三十余年时间序列史的克拉克森海运指数记载了航运发展史的每一次大周期，见证了每一次波峰波谷交替下航运市场的波动变化。